艺术圈的甲方乙方，谁更有主导权？
彼得·保罗·鲁本斯《亨利四世收到玛丽·德·美第奇的肖像》，布面油画，394×295cm，1622-1625年，卢浮宫博物馆藏
11月，连载八季的综艺《梦想改造家》遭遇播出以来最严峻的口碑危机，最新一季的评分从9.6分迅速跌至3.4分。话题“梦想改造家的最差设计出现了”登上微博热搜，阅读量突破四亿。
作为国内家装改造类综艺“天花板”，《梦想改造家》旨在邀请知名设计师帮助委托人将各种不宜居的“奇葩”房屋改头换面。但在第六集中，甲方需求与乙方理念似乎产生分歧——在农村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俩口向往“欧式小洋楼”，但设计师却花费百万打造墙壁镂空的红砖庭院。
舆论激起千层浪，网友对改造后的“132万毛坯房”口诛笔伐，认为建筑没有满足客户的真正需求。设计师对建造农村住房的设想过于前卫，甚至“居高临下”地施加审美霸凌。
但另一方面，也有网友指出，诸如“监狱风”“旱厕”“猪圈”等情绪化的抨击有待客观考证。在整个改造过程中，设计师亲历亲为，考虑采光、保温、空间布局、客户生活习惯、造价成本等问题，利用专业能力在解决住房难题的同时亦兼顾美学表达。
乙方的主观理解在委任作品中过于霸占主导权，似乎是引发民愤的核心原因。在该案例中，艺术俨然成为精英文化的光环，使民众和设计师之间的沟通矛盾加剧。无论如何，在同样的预算和期望下，一定可以有更优的美学呈现。
甲乙方，从何而来？
艺术品委托创作的历史最早或许可追溯至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政治家伯里克利征召雅典雕塑家菲迪亚斯完成帕特农神殿的设计与装饰。至文艺复兴时期，教皇与王公贵族一掷千金的赞助更是直接推动了视觉艺术的蓬勃发展。彼时，艺术作品几乎完全服务于宗教与统治阶层，甲方在艺术创作、展示与传播方面起到绝对的主导作用。
米开朗基罗·博那罗蒂《创世纪》（局部），1508-1512年
雕塑家出身的米开朗基罗对绘制西斯廷教堂天顶画的工作感到不满，但迫于尤利乌斯二世的权力又无可奈何。艺术理论家乔尔乔·瓦萨里曾对此做出描述：“教皇威胁说，如果米开朗基罗不能快速完成绘制，他就让人把他从脚手架上扔下去。”
此后，艺术逐渐摆脱政治霸权，成为惠及社会的审美活动。18世纪，社会分工细化，专业经纪团队和拍卖行出现，委托人与艺术家之间达成相对平等的契约关系。尽管存在“被退货”的风险，但乙方的话语权显著提升，一些叛逆的艺术家甚至对委托人的旨意与限制条件充耳不闻。
保罗·西涅克《Opus 217. Against the Enamel of a Background Rhythmic with Beats and Angles, Tones, and Tints, Portrait of M. Félix Fénéon in 1890》，布面油画，73.5×92.5cm，1890年，在作品中西涅克执意将客户肖像画成侧脸。
至20世纪末，艺术家不再仅仅凭借高超技艺获得尊敬，独到的原创视角愈发被重视。而今，随着艺术市场佳绩频出、收藏群体不断扩张，受委托创作也只是艺术家众多谋生的手段之一。
约瑟夫·博伊斯《7000棵橡树》，1982年，卡塞尔文献展委托创作项目，由迪亚艺术基金会资助。
请大师创作的甲方重视与艺术家建立合作关系，往往也纵容其天马行空的发挥，正如收藏家安迪·斯蒂尔帕斯（Andy Stillpass）这样“低姿态”地描述作为甲方的心境：“我在大学时读了约翰·杜威的《艺术即经验》并深受影响。我觉得委托创作就是在收藏各种经验，我喜欢通过这个过程而成就的作品。”
向甲方说“NO”
艺术占领意识的前沿，对于“看不懂”的事物，人们总会本能地排斥。自身能力水准与大众审美断层，面对短视的客户，伦勃朗选择在清贫中了却残生。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夜巡》，布面油画，437×363cm，1642年
1642年，荷兰射击手公会成员共同斥巨资向他定制集体肖像画，但伦勃朗却擅自做主、充满创见地在作品中加入戏剧冲突。习惯传统合照样式的客户显然对画面中模糊、半掩的面庞不甚满意，其地位一落千丈，今日的传奇名作《夜巡》也沦为一时笑谈。
此后，伦勃朗也曾有“翻红”的机会——为阿姆斯特丹市政厅作画。甲方本意借典雅、明亮、高格调的巨幅油画歌颂盛世，但艺术家再次剑走偏锋。在《巴达维亚人之誓》中，他突出革命的残酷，将民族英雄描摹得阴森可怖。
艺术史学家阿诺德·霍伯瑞肯（Arnold Houbraken）曾记录下伦勃朗的一句自白：“如果我想解救自己的灵魂，我应该追求自由，而非荣耀。”明知势单力薄却仍旧一意孤行，在生命之秋，伦勃朗毅然拒绝门外汉指点江山，在取悦他者之前先尊重自己。
青史留名的艺术家除了需要具备过硬的实力外，往往还得秉持着一份风雅与傲骨。美国施格兰家族饮料公司的委托创作是“没有履约”的著名当代案例。艺术家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因拒绝看到自己的作品沦为点缀餐厅的装饰，便退还全部佣金，并将其中一部分赠送给泰特现代美术馆。
马克·罗斯科《无题》，布面油画 ，232.7×175.3cm，1955年
然而，有些违约行为备受争议、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九月，丹麦艺术家延斯·哈宁（Jens Haaning）交出空白画布以表达对报酬金额的不满，并坚称毁约也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尽管这两幅名为《拿了钱就跑》的作品正在展出，但昆斯登现代艺术博物馆表示，如果哈尼逾期未还巨额借用资金，馆方会诉诸法律途径。
延斯·哈宁《拿了钱就跑》（Take the Money and Run），2021年
“人间清醒”
另一种观点认为，委任作品就是“拿钱办事”，如创作纯艺般不分场合地“自嗨”只能感动自己。一旦涉及功利与商业用途，处于“食物链底端”的艺术家们就必须考虑甲方的目光，纵使迫于“淫威”，也不能剑拔弩张。毕竟，得贵人器重、知己垂青，往后数十年的职业生涯便可平步青云。
乔治·德·拉·图尔《Magdalen of Night Light》，布面油画，约1640年
当你在波士顿美术馆、大都会博物馆和卢浮宫博物馆都看见一幅来自乔瓦尼·保罗·帕尼尼的《Modern Rome》，无需驻足并置疑其真伪——这组“三胞胎作品”是艺术家为满足雇主需求而不断修改创作的三种版本。
乔瓦尼·保罗·帕尼尼《Modern Rome》，布面油画，1757年，卢浮宫博物馆藏
此外，如今的艺术创作包罗万象，甲方在合作过程中往往也并非只需要提供资金。委托活动十分复杂，牵扯到艺术之外的方方面面。由芝加哥艺术学院、芝加哥当代艺术博物馆和赞助人代表组成的项目委员会曾公然否决杰夫·昆斯的提案——在千禧公园上空建设距离地面90英尺高的滑梯，参与者可以在滑向地面的同时俯瞰公园。考虑到实操性，委员会历经反复考量，最终敲定安尼施·卡普尔的项目《云门》。
芝加哥千禧公园（Millennium Park）
安尼施·卡普尔的提案项目《云门》，抛光不锈钢，10×13×20m，2006年
从选择艺术家、研究方案、制定合同，到创作和安装作品，以及确保可执行的备案与宣传，每个步骤皆非一蹴而就。甚至委托创作任务的完成也不等于甲方责任的终结，在艺术品交付之后存在的相关问题，如作品的归属、维护、知识产权和补偿协议等等流程也需费心费力。
杰夫·昆斯《气球花（黄）》，综合材料，289.6×335.3×274.3cm，1994-2000年
安尼施·卡普尔《天空之镜》，2018年，该项目由英国霍顿庄园委托创作。
由此可见，甲乙方关系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共生又博弈。尽管会产生巨大收益，但委托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总是潜藏着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双方小心维护。
资本如水，既能淹没刚刚萌芽的创意才华，亦能养育蓬勃的艺术市场。当艺术家与委托方观念相左，委曲求全与宁折不屈都是个人选择。但除非甘受自我放逐，不然面对金钱、市场与舆论，任何人都永远无法置身事外。
编辑、文 何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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